雪珥
1917年1月31日，庆亲王奕劻在天津去世，终年77周岁——前一年的4月，他已经高调地办了八十寿宴。
《纽约时报》在2月2日发布了相关讣闻及庆亲王的简略生平，并总结说：“庆亲王一生，以一无所有的皇族旁系开始，以亿万富翁的身家而辞世，伦敦《泰晤士报》在回顾他的生平时，认为正是他发展了乱政的艺术。”
吊诡的是，遍查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仅仅在2月5日发了一条非常简短的讣闻，且仅仅提及庆亲王在西方十分著名，没有谈及生平，更没有提到他的“乱政的艺术”。
不过，庆亲王的贪腐的确享有国际知名度。时人说他家是“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他与军机大臣那桐一道，因特别能贪，而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或单独称为“庆记公司”。
国际媒体也频繁地引用这些评价。
巨贪
1911年5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长文《中国首任总理》。这是西方媒体介绍庆亲王履历最为详尽的一次。当时，中国刚刚进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出台了历史上第一个责任内阁，庆亲王出任首任内阁总理。
这篇文章对庆亲王并不友好，文末单辟一节，小标题就是“他的私生活与个性”。文章引用了中国人的“普遍说法”，说他家就是中国官场的“集市”，连门房都设了“收费站”——这指的是收取“门包”，即门房收取的红包。当时官场传言，因为到庆亲王家跑官要官的人太多，不给“门包”的话，值班的门卫都懒得通报。
文章认为，庆亲王多年来都是中国官场最大的“恶魔”，但却享有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高度信任，“他的履历总是与中国的灾难相关联”“没有建设性、没有爱国心，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做过任何荣耀的事”“监察者们徒劳地弹劾他，媒体提及他时只有诅咒，但他毫发无损，并且权力日增”。随后，这篇文章花费了相当篇幅，介绍庆亲王通过联姻编织的巨大官场网络。
庆亲王的贪腐，甚至被一些人当作激发革命的火星之一。1911年，英国驻重庆的代领事布朗，给驻华公使朱尔典报告四川保路运动动向，就认为运动中有“四川省咨议局及士绅对内阁的腐败和保守性怀有不满”的因素。布朗提到：“庆亲王对钱财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除非首先付钱给他，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办成。各省咨议局一直感到愤慨，希望削减庆亲王的罪恶势力。”
显然，连老外们也认为，一个大贪官足以颠覆一个政权。
有关庆亲王的各种贪腐事迹，大多记载在晚清和民国的笔记之中，不管是否靠谱，都成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段子，也成为后世学者采用的史料。正史所载的比较可靠的指控，发生过两次，那就是晚清两次著名的“台谏风潮”，矛头都直指庆亲王。
第一次是1907年的一起“权色交易”。庆亲王的儿子、商部尚书载振出差路过天津，看中了名歌姬杨翠喜，候补道段芝贵随即用重金为美人赎身，献给载部长。如果到此为止，无非是一段风流佳话而已。但不久，段芝贵便被破格提拔，一跃成了黑龙江巡抚，御史赵启霖立即上奏弹劾，认定是“性贿赂”。中央派了载沣等人去查，结果“查无实据”，赵启霖反被革职，激发了御史们公愤，最后，赵被复职，段巡抚被免职，载部长主动辞职。
对这件轰动全国的“性贿赂案”，《泰晤士报》在赵启霖弹劾的次日就刊登了电讯稿，考虑到中英两国的时差及当时报纸印刷的条件，该报必定是在弹劾呈交之前就已经得到了相关信息。《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副标题则是《波及袁世凯；岑春煊积极圣战》。
第二次是三年后(1910年)，另一御史江春霖又向庆亲王发难，弹章的题目就是《劾庆亲王老奸窃位多引匪人疏》，火药味很浓，震动朝野。江被责为“沽名钓誉”“莠言乱政”，但处分仅是“回原衙门行走”，换个工作岗位，结果江干脆辞职，炒了朝廷的鱿鱼，一下子名动四海。御史们群起效仿，“不让江氏一人独为君子，访查中外大臣劣迹，联名入奏，以尽职责”，掀起了舆论监督的大高潮，逼得庆亲王只好请假躲避。
其实，两次御史弹劾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在新的干部体制改革中，都察院本在裁撤之列，御史们其实也是为了保饭碗而绝地反击。前一案，正值东北“龙兴之地”改制设省，成为北洋(庆亲王父子多被视为北洋的保护人和代言人)权力扩张的良机，即使没有这起风流案，北洋也会想方设法将段芝贵等“自己人”顶上关键岗位，结果因小失大，留下破绽。后一案，则更是御史们的“自卫”之战：1909年成立了资政院后，都察院的弹劾监督权被吸纳，裁撤势在必行，御史们只好冒险一搏，拿庆亲王开刀。载沣曾告诫江春霖等 “不可乱聪明”，此话就很值得玩味了。
后世有人称庆亲王为大清“首富”，毕竟没有数据支持，未必尽然，但从各种正史野史推测，尤其是他在清亡之后依然过着奢华的生活，可以大致推断他至少能名列大清富豪榜的前茅。据说，他仅在汇丰银行就有200万两白银以上的巨额存款。
起家
大清特色的官场，最为盛产的就是贪官。知名度最高的，一是和珅，二是庆亲王。巧的是，前后两代巨贪至少在名义上住过同一个府邸，那就是早年的和珅府、随后的庆王府、最后的恭王府——如今全中国唯一一座保留完整的清代王府。
前后两代巨贪，结局迥异：和珅最后被抄家，其贪腐详细数据有正史记载，板上钉钉；而庆亲王则平安降落，其贪腐仅仅存在民间笔记之中，很多细节真假难辨；和珅为贪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年仅仅49周岁，而庆亲王则尽享天年得以善终。
与和珅出身相比，庆亲王奕劻算是凤子龙孙，当然有点边远，属于皇族的旁系，因此，年幼时与和珅一样，都是顶着个贵胄虚名的屌丝而已。
奕劻的祖父，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七子永嶙，在嘉庆四年(1799年)被册封为庆郡王。据说，这位皇子很早就看上了当时权相和珅的豪宅，有一次告诉兄弟们：即使皇帝宝位多如雨点，也不可能落到我的头上，我只求诸位兄弟怜我，将和珅的宅第赐予我，我也就满足了。政治上如此不求上进的皇家兄弟，自然是最要关照的，和珅被杀后，嘉庆皇帝就把和珅之宅赏给了这位小弟，成了庆王府，得到了“反腐”的巨大红利。
永嶙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临终前，获得亲王称号。清代的宗室爵位共分十二级，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是高级爵位，随后是四类“公爵”：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入八分”就是八种标帜，分别是朱轮、紫缰、背壶(车上可带暖壶)、紫垫、宝石、双眼(可插双眼雉翎)、皮条(车上有皮鞭可驱散路人)、太监。再往后就是四类“将军”：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分别相当于一品至四品的武官级别，每类“将军”中又分三等，俸禄不同。
按照清代的规定，爵位逐代递减。永嶙死后，儿子绵愍袭位，爵位降回庆郡王。绵愍死后无子，先由仪亲王之孙奕彩过继，承继了“贝勒”的爵位。但奕彩居然在居丧期间纳妾，犯了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被革除爵位退回本支。老庆亲王永嶙的其他儿子们，随即为了争夺这个贝勒爵位，展开了残酷斗争，惹恼了道光皇帝，干脆将爵位降了六级，越过贝勒、贝子及四类“公爵”，飞流直下三千尺，直接降为镇国将军，而且是其中最低的三等，勉强维持永嶙的祭祀而已。这种政治待遇上的高台跳水，往往能在瞬间摧毁一个簪缨世家，根本不需要等候“富不过三代”的时限。
永嶙的第五子绵悌承袭这个“三等镇国将军”的爵位。吊诡的是，老庆王家的这个爵位，似乎被诅咒了一般，谁承袭谁就断子孙，绵悌死后又断香火。这回，轮到了其六弟绵性的儿子奕劻，过继袭爵，爵位则按规定递减为辅国将军，这是第十等爵位，比《泰晤士报》等误以为的“第四等爵位”要低了很多。
奕劻承袭了辅国将军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恭亲王奕腾房。之前，老庆王家风波不断，爵位频降，子息不旺，就可能是出于这种“伤福”的“逾制”，住在了不该住的豪宅。按照清代惯例，除了袭爵的子孙之外，其他子孙都另立门户，因此，奕劻年少时应该随同其父绵性在府外居住，并未真的享受过王府的大院生活。如今爵位到手了，房子却要转手。道光皇帝下旨，老庆王府赏给了刚册封的恭亲王奕，这就是如今著名的恭王府。而奕劻则搬入了大学士琦善(就是传说中那位整林则徐的“奸臣”)那座被查抄罚没的位于定阜大街的宅第。
如此，大清国新一代巨贪奕劻，与老一代巨贪和珅，终于没能实际上住到一个屋檐下。莫非，这也是两位巨贪结局迥异的原因之一？
说来也怪，自从搬了房子后，老庆王家的熊市行情，便到头了，开始春暖花开。一年后(1851年)，奕劻升到了贝子，连跳六级；十年后(1860年)升到了贝勒，二十年后(1872年)成为御前大臣并且赏加郡王衔，而到1884年恭亲王下台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正式晋封庆郡王。从此，他的权力横跨外交、内务、财政和军队，远超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成为并不亚于和珅的权臣。
1850年袭爵时的奕劻，和堂兄恭亲王的地位至少差了十级。正常情况下，这两个家族将永无可能并驾齐驱，但到了甲午年(1894年)，奕劻获封庆亲王，1908年更是获得了世袭罔替(即“铁帽子王”，子孙袭爵时不必递减爵位)，彻底追平了恭亲王。而且其妻妾中还封了6位“福晋”，超出了清制规定的亲王只能封5位福晋的限额。
以一个旁支宗亲，而成长为清代第十二位也是最后一位“铁帽子王”，奕劻爆出了大清政界最大的冷门。
改革
一个腐败到令全地球人都知道的贪官，为什么会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政坛中，从边缘进入核心，并始终屹立在潮头？显然，这不是“纨绔”二字能解释的。
大凡贪官、尤其是大贪官，个人能力都相当不错，这是人们不愿承认、却不得不承认的大清官场的现象——能力强，也能做出第一流的坏事来。当年和珅就是如此，且不说和珅对蒙藏回语言及情况的熟悉，以及对金融财政的高超水准，仅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访与和珅第一次见面时，和珅问的都是欧洲局势最关键的问题，以至于马戛尔尼使团高度评价和珅是“成熟的政治家”。
庆亲王亦如此。
在大清国的改革开放中，庆亲王是著名的改革派，或者说，“伪装”得像个著名的改革派——如果我们非要认为贪官只有利益、没有政见。
无论是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及政变、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入侵、乃至随后轰轰烈烈的宪政改革，庆亲王奕劻都表现出了丝毫不亚于恭亲王奕的开明姿态和灵活身段，并以其特殊地位，为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保驾护航，成为致力于实践和探索的“浊流”们(与崇尚空谈的“清流”相对)的幕后支撑者。英国公使窦纳乐甚至认为他是“推动中国政府(进步)的一个杠杆”。
自1884年入主总理衙门之后，庆亲王成为大清国外交决策层的重要成员。1899年，正是在这位亲王的大力推动、中日两国诸多政界大佬的支持下，中国派出了秘使刘学询，携带密电码前往日本，试图在中日之间缔结同盟关系。
庆亲王的政治本色和品格，在庚子事变的狂风暴雨中展露无疑。作为朝廷中熟悉国际国内情况的少数明白人，庆亲王坚决主张及早防止事态失控，以避免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巨大麻烦。他的“右倾”言论，遭到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不明外事， 专袒义和团”的“极左派”的不满。英国外交官在发给伦敦的报告中认为，“在北京的主要政治家之间， 庆亲王和大学士荣禄似乎已成为对端王或董福祥提督起牵制作用的仅有的人物。”
载漪等把庆亲王看成是必须清除的政敌，义和团们则将他描绘成了大汉奸，攻击庆亲王的大字报贴满北京街头，已经失控的民间暴力清晰地将矛头指向了这位王爷。义和团宣示必杀的“一龙二虎”，一龙就是光绪皇帝，二虎则是李鸿章与庆亲王。在此后讨论局势的高层会议上，庆亲王一概装聋作哑，但从未改变自己的观点。
高喊着扶清灭洋动人口号的“极左派”们，最后留下一地鸡毛，在八国联军的炮声中撒腿就跑，并把收拾烂摊子乃至不得不“卖国”的“脏活”，慷慨地留给他们本想诛之而后快的“汉奸”兼巨贪庆亲王和李鸿章。在八国联军的刺刀下，庆亲王和李鸿章 “如一囚徒”或“受到礼遇的俘虏”，为明知不可争的城下之盟而勉强一争，其间酸苦，唯其自知。因为这一功劳或者苦劳，慈禧太后终其一生，对庆亲王和李鸿章都是优容有加。
大清国体制内的改革派，考诸史料，大多数终其一生都得到了最高层的优礼相待，比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也比如庆亲王。被后人广泛忽略的是，庆亲王还曾经当过光绪皇帝的老师，教授满文。光绪的老师中，能执教20年以上的，一个是翁同龢，一个就是奕劻，凸显其在体制内特殊的地位。
从1906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大清乃至中国历史上范围最广、难度最大、力度最强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力袁世凯，自然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没有庆亲王各种手段的保驾护航，小袁或许早就成为改革的烈士了。当然，各种史料、主要是野史笔记表明，庆亲王与袁世凯之间，有巨大的利益输送。其实，即便贪官也是有政见的，而政见未必是与利益矛盾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清国的特殊国情下，无论忠臣还是奸臣，无论清官还是贪官，都孤掌难鸣。“小人”固然要结党，“君子”也同样不可能真的“不党”，没有统一战线，则无论好事坏事都将一事无成。
和谁在一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高调
庆亲王的双手，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往自己兜里大把捞钱。最为吊诡的是，政治经验显然极为丰富的庆亲王，似乎并不想收敛和掩饰自己的贪腐形象，“高调”得足以在中国历史的贪官群内成为“拉仇恨”的冠军。
其实，考诸史料，庆亲王本人的个性并不高调。
晚清改革开放中，参与中央主要工作的四大王爷——惇亲王、恭亲王、醇亲王、庆亲王，恭、惇、醇三人，是道光皇帝的第五、六、七子、咸丰皇帝的弟弟，属于“近支亲贵”，先天资源十分丰足。在他们这些凤凰面前，庆亲王就如同草鸡。但“草鸡”也有“草鸡”的优势，特别谙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特别能办事，特别能察言观色，尤其特别能伏低做小。
血统上并无多大优势的庆亲王，却有着恭亲王那样的办事能力，也有着醇亲王那样的隐忍和低调，他的权力伸展和布局，都是“悄悄的进村、打枪的不要”，对上级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唯唯诺诺之后再想法“遇见红灯绕着走”。作为一个毫无先天资源的旁系宗室，庆亲王只能依靠后天的努力，多笼络那些能办事、尤其能办大事的人，以便形成合力。野史传言，光绪驾崩时，有人甚至想拥戴庆亲王之子载振，这虽是野叟村言，却也代表部分官心民意。
几位王爷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在实践中学会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尤其在领导面前多反省、多自我批评。这其中，做得最好的就是庆亲王，他的身段最低。当然，因为出身的问题，他也缺乏“强项”的资本。其次是醇亲王，这位皇帝的本生父，最拿手的就是以柔克刚，绵里藏针，闷声不响发大财。然后是恭亲王，在慈禧太后的不断敲打下，恭亲王从以批评太后为主，逐渐转变为批评和自我批评相结合，之后就是以自我批评为主。做得最差的是惇亲王，他时不时地要和太后抗上一抗、闹上一闹，这与其说他有所图，不如说是他的心态平衡问题，当然，他也不敢真玩，以装傻卖萌为主，留条退路，便于大家一笑了之。
本事之外，当然还得乖巧。恭亲王未必就对官场潜规则陌生，但他的高贵身份、卓越才华以及巨大的影响力，令他可以不屑于这种面子游戏，当然最后又不得不服低做小。庆亲王则不仅对官场游戏烂熟于心，而且没有高贵身份带来的精神负担，敢于放下身段，婉转歌喉，亲身实践厚黑学。
凭庆亲王那点远支血统，能爬到这种“不胜寒”的地位，已经是奇迹。在大清特色的官场里，此时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展示自己胸无大志。一个道德形象与工作能力都完美得无可挑剔的下属，对大多数的领导人来说，并非是件可以高枕无忧的好事。高调地展示自己对醇酒美人的“低级趣味”，是历史上韬光养晦的不二法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既减少政治风险，又畅快地享受人生，何乐而不为呢？或许，这才是庆亲王高调贪腐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庆亲王区别于和珅的关键之处：他从来不对皇权产生任何威胁。
一场包括以建立高效廉洁政府为使命的改革，却不得不倚重一位享有国际知名度的大贪官；而这位巨贪之所以贪得如此高调，却或许是在某种程度上以自污来获得政治上的双向安全感。这种看似荒谬的故事，却正是大清改革的胎毒，渗透在血液之中，难以自行摆脱。
国危
庆亲王的权势，在1908年年底开始的宣统新朝，已经大大削弱，但大清官场的贪腐，并未消停。《国闻备乘》曾经生动地描写了宣统年间的“七党林立”：
“孝钦(慈禧太后)训政时，权尽萃于奕劻(庆亲王)，凡内外希图恩泽者，非赉缘奕劻之门不得入。奕劻虽贪，一人之欲壑易盈，非有援引之人亦未易扭身而进。至宣统初年奕劻权力稍杀，而局势稍稍变矣。其时亲贵尽出专政，收蓄猖狂少年，造谋生事，内外声气大通。于是洵贝勒(载洵)总持海军，兼办陵工，与毓朗合为一党。涛贝勒(载涛)，侵夺陆军部权，收用良弼为一党。肃亲王好结纳报馆，据民政部，领天下警政为一党。溥伦为宣宗长曾孙，同治初本有青宫之望，阴结议员为一党。隆裕以母后之尊，宠任太监为一党。泽公(载泽)与隆裕为姻亲，又曾经出洋，握财政全权，创设监理财政官盐务处为一党。监国福晋(即醇亲王福晋，荣禄之女)雅有才能，颇通贿赂，联络母族为党。”
尽管庆亲王奕劻曾经长期位居高位，但在“前腐后继”的大清国，将贪腐、甚至亡国的责任都归咎于他的示范作用，显然是高抬了这位王爷。
只要看看清史、甚至看看整个中国的历史，就可发现，腐败在任何时期，似乎都如同魔咒般地追随着这个国家。
早在奕劻远未得势的时候，曾国藩就尖锐地指出，腐败造成“民心涣散”，太平天国动乱本身，“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盖大吏之泄泄于上，而一切废置不问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因此，“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必须“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
看得更透的是日本人。1889年4月，日本间谍荒尾精向参谋本部递交了有关中国大势的分析报告《复命书》，认为中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1895年，另一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更是在上报给明治天皇的《中国大势之倾向》里，尖锐地提出中国的腐败其实是全民腐败。他说，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中国的“分子”们集体腐败，国家的元气就丧失消亡，这比政策的失误还要可怕。这位日本间谍引用孟子的话为中国下了断语：“上下交征利，则国危”，预测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十六年后，1911年， “支离破碎”果然发生了。大清国第一任总理庆亲王，却成为末代总理，为帝国送终。在《纽约时报》1917年发的庆亲王讣闻中，副标题就是“中国前总理，满清王朝覆灭时退休”，用接近黑色幽默的方式，强调了他的“退休”时机。
庆亲王去世了，宣统皇帝赐谥曰“密”，意思是追补前过，隐责其应对大清国的灭亡负责。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大处分。
一只“大老虎”，在其呼啸山岗的时候，没打；在其日渐式微，成了“老老虎”时，依然没打；直到他成为一只“死老虎”的时候，才开始打，却打得如此温柔，看上去倒更像是在抚慰。
这是否表明，丢掉了江山、却侥幸留得性命的天潢贵胄，依然没能真正明白，黄龙旗为什么不能继续飘扬了？
